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会长 李久军：健康问题是关于人类发展和生存的本质问题。健康信息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工具和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媒介的运作逻辑和人们对媒介的使用习惯，也成为健康信息传播重要的场域。这既给健康传播从业者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媒介环境进一步发生改变，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人民群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迅猛增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让我们深切认识到健康传播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正因如此，关于健康信息的传播者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要有自律意识。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王晖：我校的科研工作一直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时代背景下，设立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充分体现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呼应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与行动纲领，也顺应了全民共建大健康的时代需求。其不仅能展示广大健康传播者、工作者在推进健康事业实践中的担当和智慧，推动学界构建兼具学理意义与现实关怀的中国特色健康传播研究体系，还将影响和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健康传播事业的建设中来。中国传媒大学将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研究有关健康传播的发展路径和传播规律，共同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原副主任 钮文异：人的行为改变是非常困难的，知易行难，有知行脱节的现象。无论是在教学实践，还是健康项目的干预活动中都深有体会。精准把脉参照，把脉我们的目标人群；遵循科学传播率，动员关键人物；利用当地资源，结合社区需求；选择重点优先；使用百姓语言，群众喜闻乐见；多用动漫图片，通俗易懂简练；大伙都来参与，能人就在身边；推广适宜技术，别忘操作示范；多种途径宣传，综合策略优选；广告家喻户晓，扎根民间实践。要想做好这一点，要做到有三求：领导有要求，百姓有需求，个人有追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营养专家 常素英：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有关健康传播的工作和项目，例如，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儿童早期发展、儿童伤害的预防、婴幼儿喂养、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儿童肥胖防控等。针对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健康传播策略，例如，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一起启动的婴幼儿喂养咨询项目中，对基层卫生保健人员、儿童保健人员采取互动式的小班培训方式，通过咨询来诱导，来劝说家长做行为改变。咨询的具体建议有三步：第一步是评价或者是评估倾听，先倾听家长怎么做的；第二步是对话，同家长一起交流；第三步是同家长一起确定行动目标。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 范志红：健康是一个谱系非常广的内容，要鼓励更多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来做科普。科普需要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边的人互相支持、相互补台。健康教育的专业机构以及营养学会、医学会等，同媒体结合起来，为大家提供最靠谱的主流知识和意见。同时，科普跟商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要坚守科普商业活动的底线，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制定相关法规、制度。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国际研究生项目主任 匡恺：健康传播是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一门学科，共性是什么样的规律可以改变大家的行为，特性是根据不同人群的特性制定相关的健康传播信息。这个研究是寻找共性，并且把它应用到特定的群体中去找特性的一个过程。目前对于健康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不确定性。怎样传播不确定性，怎样帮助大众去面对不确定性。例如在面对疫情、从诊断到治疗再到复发或者一些新型疾病的不确定性。第二是抗逆力的构建。在面对逆境或者在预期可能面对逆境的时候，如何去构建抗逆力，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它。第三是健康传播和发展的结合。健康是和很多发展相关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全球发展和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希望能够更好地调度相关资源，将学界、业界、媒体各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

　　腾讯新闻健康频道主编 杨耕书：腾讯新闻在谣言治理与健康传播方面有一些阶段性成果：首先，在重大社会国际新闻事件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实时的辟谣产品会第一时间澄清谬误，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针对细分人群输出相应内容，例如，老年人、孕产、育儿以及心理有问题的人群分别输出相应内容。最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做精准辟谣与科普。在健康频道的部分，我们有大量的优质内容创作者。同时，也会根据多元化的频道策划来吸引创作者和合作方。作为平台要做的是“打击”与“扶优”。一方面通过“较真”平台将低质内容清理，另一方面大量引入靠谱的内容、靠谱的机构和合作方，来提供更好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张迪：健康知识、信息的获取在整个健康传播研究的话题上一直以来都是排在靠前的位置，大家对于健康知识是非常关注的。当前的整个健康传播研究需要做一些改变。一是进一步加强理论框架建设。健康传播实践是基于理论，然后进行策划、实施的。目前，我们整个的健康传播研究缺乏原创的理论，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这对于整个学科的建设、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二是进一步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决定了我们的结果是否可靠，中国对于实验法这样一种容易建立因果关系的方法运用较少，更多的还是在定量方法上，我认为要有更多的定性方法来丰富学术范式。

　　《生命时报》编辑部主任 李迪：做健康传播坚持原创是非常重要的，做报纸强调的是内容为王，这是一个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非常注重新闻性，在社会热点上努力找到健康的落脚点，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自媒体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的。比如，在天津爆炸事故发生时，我们会第一时间推出“意想不到的爆炸源其实就在你的身边”，将这样的事件与科普知识相结合。我们非常注重深度调查，例如，去年推出了电子烟方面的调查，做了全媒体的报道，在微博大约有两亿的关注度，被评为“2021年影响电子烟行业的大事件”。我们努力在做的就是把科普推向更多的人，去影响更多的有缘人去建立联系，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告诉他防治疾病的科学知识。

　　《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编 潘洪其：针对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热点，或者是长期难点痛点的事情，包括突发事件如医患矛盾引发的伤医事件等，都是大的健康传播问题。如果我们传播工作做得好，就会对缓解医患矛盾产生一定作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热点事件、热点动态，社会情绪的变化，做一些评论进行引导。在平台方面，我们要严格把关，挑选我们要做的题目，主动设置一些议题议程来引导舆论。在专业性方面，我们培养了一批水平、立场以及行为可靠的作者，严格把关健康传播、卫生健康领域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副主任 邢立新：新闻广播卫生健康方面的传播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全天候资讯类新闻节目，包括卫生健康政策、社会热点问题、服务性资讯等。第二部分是和北京市卫健委合作的卫生健康栏目《健康北京》。第三部分是北京的三大舆论监督平台之一“问北京”公众号。新闻广播卫生健康类的节目，以《健康北京》为主，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针对的目标人群是比较确切的，是对卫生健康话题感兴趣的人及中老年人群，收听率非常大；二是公益性明显，新闻性与服务性配合密切，邀请了各行各业一流的专家，来就热点新闻事件展开讨论，权威度较高；三是节目架构适合于新媒体和多媒体的转化，云平台播放量大。

　　北京科技人才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史冬青：媒体人更注重的是新、奇、特的特点，要把挖掘一些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更好地传播出去。科普人普及的是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在两者之间逐渐有一个趋同的趋势。媒体人在做科学报道的时候，挖掘更多有价值的科普知识，然后更好地给公众提供科普内容及新闻性背后的科学知识。在面对科学流言的时候，作为媒体人首先要有辨别问题的基本科学素养，提升自身科学知识能力，生产出更好的知识内容。在传播形式上要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公众素养，公众的素养如果提升上来，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流言的认知，自然而然也会逐渐提升。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 王俊霞：对于健康传播我更关心的是健康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我们的大众真正地达到健康的目的。传播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传播的内容是有误的，不但不能使我们健康，还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作为一名一线的中医工作者，我想呼吁我们的媒体，对健康内容严格把关。

　　北京航天总医院中医师 原山：对于自媒体平台的受众群体而言，偏向于年轻人的居多，所以从话题的讨论点或者话术上，采用一些比较热门的网络用语，这种化繁为简的方式方法，让大家更好地从中得到他想要的。从科普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利用网络的自媒体平台，通过一个几秒或几十秒的短片，让更多想要得到解决方案的人更好、更快、更直接地得到帮助，解决他们目前的困扰，我认为这是自媒体人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字节跳动小荷健康 雷超锋：对于小荷健康来讲，目的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人更好地认知健康、获得健康，成为一个用户信赖的医疗健康内容与服务平台，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使命与愿景出发的。当出现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坚持长期价值，遵循最初不变的初心。从现在的整个行业来看，不管是属于政策驱动，还是疫情的影响，公众对医疗健康信息的获取以及认知的意识，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对于我们做健康传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更多耐心，去做出更多受到用户关注与欢迎的内容。

　　本期微观点摘自首届中国健康传播三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