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绪同质”现象已成为互联网中的普遍现象。同质的情绪通过非理性的表达逻辑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用户主体之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笔者在“信息茧房”的基础上提出“情绪茧房”这一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假说，指出“情绪茧房”现象的出现是算法技术运用的必然，并对个体、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凝聚、社会资本生成具有多重潜在风险。
关键词：情绪茧房 情绪传播 群体极化 算法机制
基于媒介技术对新闻与传播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互联网场域中的舆论影响力打破了以往一元化舆论表达格局，众多网民作为信息发布的新型传播者，成为互联网时代意见表达的新主体。由于技术消除了对情绪长此以往的遮蔽，且情绪唤起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作用一直存在，对于互联网场域中情绪同质现象研究的必要性也因此提升。
一、“情绪茧房”假说的溯源与提出
“情绪茧房”现象是以认可“信息茧房”假说普遍存在于网民的行动成因为前提，是情绪传播过程中导致的特殊现象。情绪茧房是处于同一圈层中的人们逐渐囿于同质的信息堆积从而形成同质的情绪泛滥，情绪茧房驱动人们进行非理性的行为。但是，同一圈层中的情绪茧房也并非固化不变，其间同质的情绪具有流动性，会蔓延到更多的主体之上。
1．情绪与情绪传播。情绪作为一种人先天拥有的对客观环境进行反应的生理特征，其具备反映社会的表征功能，具有行为过程与信息的双重性质。因此笔者认为，情绪传播是指某一主体群因受某种特殊的、同因的刺激而作出相应的由生理情绪驱使的同一的、弥散性的行为；与此同时，其表征着在以算法机制为代表的新的信息抵达技术的作用下网民处于情绪茧房中存在的圈层化、非理性、流动性。
2．“信息茧房”的合理性危机与“情绪茧房”提出的实践性意义。“信息茧房”是桑斯坦教授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一个比喻。其内涵是：我们（信息传播中用户）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置身于蚕茧般作茧自缚。但是，作为一种以西方社会经验为依据所提出的假说，“信息茧房”的科学性以及落地中国的合法性也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如陈昌凤教授认为“信息茧房是一种比喻”、只有少量研究非正面地呈现了一些现象而非规律。
对“信息茧房”这一理论从根源上质疑其合理性，会瓦解算法机制与信息茧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忽视算法机制由于多重因素仍然向大众传输同质信息、促使同质情绪的发酵的社会事实。因此，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对于“信息同质化”所带来的“情绪的茧房”，进而引发的情绪泛滥与群体间对弈的问题不容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笔者强调“信息同质”对于舆论生态的负面影响，呼吁学者关注情绪弥漫现象具有重要影响，而“情绪茧房”这一假说的引入亦因此具备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情绪茧房”的特征：圈层化与非理性
在具有明显的群体间对弈性的舆论事件中，持有不同立场的网民多从自己所属圈层的立场出发，逐渐接收同质的信息并酝酿着泛滥的、同质的情绪。而非理性的叙事思维与表达方式。由于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逐渐从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内战拓展到更多的主体之上，其圈层化与非理性的特点导致群体性纠纷与争吵充斥在更为广阔的互联网场域之中。
1．圈层化。互联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依靠的群居生活的需求扩大，人们凭借兴趣、利益等混合要素在网络中择群而居，社交媒体打破地理边界，为其提供了更好的“群居环境”。而群体生活的法则之一在于群体内部成员对于群体规则的拥护与支持。从不同的圈层文化孕育而生圈层化的传播模式。“对自身圈层的拥护”从某种程度上的表现形式即在于“对于他者的抵抗”。二元的、刻板的思维模式在主体所处的信息环境所输送的同质内容的精心“培育”之下，酝酿出了更为同质、偏激的情绪，在不同的激烈情绪的碰撞之中，反哺对所属圈层的信任与依赖，增大圈层对个人情绪的掌控话语。
2．非理性。同质与偏激情绪的现实表征是非理性的叙事思维。“电竞蝻”“田园女拳”等对于某类群体的武断式的刻板描述及排斥，不符合理性、客观的思考方式。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理性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收益与支出相平衡。带有偏激情绪的表达性行为是为了得到自身所处群体的情感与支持。对具有庞大经济收割能力的亚文化群体来说，持续发表同质性的情绪导致负面情绪泛滥、争吵与谩骂甚嚣尘上，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群体认同和支持的满足感，但是这与潜藏在纷争背后、因为泛滥的情绪带来流量而获得实际利润、收割文化资本的以平台方为代表的权力机构来说，仍然是以“劳工”的身份生产着廉价的信息与情绪。
以圈层化为互联网生存模式、以同质的、非理性的情绪为表征的叙述模式并不能代表全部互联网舆论空间的构成。但在这样的舆情环境之中，需要意识到圈层间逐渐堆积同质情绪的发酵，随着互联网对时空壁垒的进一步打破使得更多主体拥有话语权，因此，在舆论热点事件的背后也潜藏着更为剧烈的舆论风波。
三、算法技术促使“情绪茧房”生成的必然
“情绪茧房”现象在互联网中广泛存在，它的出现与算法等新技术的应用有着天然的关联。
1．算法机制的运算逻辑导致情绪同质化风险。算法机制从影响新闻分发，进而深入贯彻到新闻编写、分发、反馈的全部新闻生产流程当中。基于用户兴趣和内容特征的相似度的匹配，推荐结果往往与用户过去喜欢的某条新闻具有相关性以及较强的可解释性。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算法机制，则更倾向于利用群体智慧的推荐方式，可分为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和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原理是“人以群分”。然而，无论是哪种算法的运算逻辑，新闻的源头均是“已经被筛选过的数据”，是被当作原材料的“网络用户的注意力”，这与传统新闻生产时代的新闻的基础，即“事实”这一新闻来源差距极大。
尽管有学者与相关数据拥有者提议将“多样性”作为一重标准纳入到算法机制的运算当中，可以尽可能地为受众还原真实的信息。但是，新闻的来源无法保证全面、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背后的权力机构垄断，并存在一定的技术黑箱，那么对于“多样化”的强调也无异于是要掩盖其“科技理性”背后的无限扩张性，即如果技术本身导致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坚信不断通过更新技术就会解决问题。因此，从“被筛选的数据”这一信息源头出发进行运算作为当下算法机制普遍的运行原理，从“用户爱好”这一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经济命脉出发的运作目的，进一步通过运算而导致信息接收上的同质，进而导致同质情绪的诞生是一种技术上的必然。
2．算法是维护“工具理性”的新型权力范式。算法机制越是带来多样的信息，就越需要对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有所警惕。喻国明教授认为，权力已以一种生命化的方式内化到其所主宰的对象之中，成为无所不在的文化与政治，成为一种本体化的存在方式。算法本身暗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算法和权力密不可分。一切技术诞生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大部分与技术背后的持有者、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拉扯、争夺相关。算法偏见内在于人的偏见，信息同质内在于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多样化”这一指标引入到算法机制的运算过程之中，并随着技术的逐渐完善，使得为新媒体用户所构造的“信息环境”与“情绪”更为多元、更逼近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也仍应该对其背后的权力有所警惕，对其不变的以个人利益为指导的目的有所警惕，这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超真实社会”并非是指真实社会，而是由不断扩张的算法机制正在建构的“超多元社会”，也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的多样与多元。
四、“情绪茧房”现象潜藏的多重危害
由于算法技术的作用与不断膨胀，信息同质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互联网之中。而信息的同质会进一步酝酿出情绪的同质，情绪的同质所生成的“情绪茧房”则会对用户个体、新闻生产、网络社会等方面产生多重危害。
1．“他者的消失”加剧网民单向度思维模式。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事物恰恰是被其对立面、被不同于它本身的他者赋予了生机与活力。算法机制为圈层内的社会生活与情绪生成构筑了边界，异质情绪的全貌难以抵达其他圈层的核心与边缘，对他者的、非我的事物的广泛、猛烈的排斥，会使得大众长期主观性的只能接收同一种情绪的灌溉。而在这一过程中失去异质情绪对自身的影响，会导致处于单一圈层生存模式的大众长期只能用肯定的态度肯定自己所肯定的事情，用批评的态度批评自己想要批评的群体，同质的情绪放任人用单向度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带来的是人的心智结构的闭环式发展。
2．“情绪本位”为“新闻本位”的专业主义脱冕。本位即指对象或系统的基础、本根或出发点。“新闻本位”即指针对新闻活动、新闻领域而言的一种观念，它是一种把“新闻”当作新闻活动“本位”的观念，即把“新闻”作为“新闻活动”出发点的观念。在以往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中，事实信息被视作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理念被视作新闻生产者要坚守的本位观念、信息功能，即通过新闻报道世界的最新变动、为受众消除不确定性作为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
作为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另一端连接的主体——受众，在为传统新闻理念中“新闻本位”的价值取向脱冕时也难辞其咎。杨保军认为，“新闻本位观念，就会要求所有社会主体，在参与新闻活动时，必须把新闻作为出发点”。人们过于焦虑、愤怒的情绪来源于对当下存在着社会不公、阶层上升通道变窄以及生存与精神需求难以满足等现象的风险社会的焦虑、不满。而在互联网所特有的强大的连接功能的作用下，怀有同样情绪的个体可以迅速找到另一群个体，得以产生情感的共振，反哺“情绪茧房”的生成。新闻接受者在很多新闻事件之中，所需求的并非是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而是能够在这份先验的同质数据之上，寄托自己的焦虑、愤怒，在有无数的相同的回声共振的情感茧房之中，获得情感的安慰与共鸣。
因此，无论是对于新闻生产的理念构成，还是从传播者与接受者对新闻的价值寄托，“宣泄情绪”的定位都在以不容忽视的力量抬升，这促使着以“客观性”“真实性”“具有社会效益”为核心的新闻生产理念逐渐脱冕，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得以生存的价值依托也在分解与重组。
3．互联网场域中社会资本生成困难。在长期接收所属群体的同一情绪，进而到对于“他者”产生偏见与抵制，会助长互联网场域整个社会统一体之间的不信任情绪。帕特南认为，“信任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他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情绪茧房”的生成，使得社会资本形成的种种通道都被堵死，社会资本难以聚成，集体行动遭到异化，其蕴藏的巨大的社会价值也无法发挥。
以算法为代表的全新信息输送机制加剧了不同圈层间的情绪同质现象，情绪茧房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用户的表达习性、权利机构的操控影响着整个社会舆论场的正常运作。随着用户话语的强化、技术资本的隐秘扩张，对于情绪茧房现象的成因与潜藏的影响及引发的系列次生灾害应予以更高的重视。
作者马菁菁系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庆勇系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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